【專訪】李老師罕見公開：父母持續受到騷擾，中國跨國鎮壓手段愈發卑劣

本周四，位于馬德里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發表長篇報道 （新窗口），詳細介紹了海外社交平臺上最受國內爆料者信賴的賬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新窗口）及他的父母兩年多來受到中國政府及其在意大利代理人的跨國鎮壓 —— 這也是李老師第一次把自己的遭遇合盤托出。

本周五，李老師就此接受了加廣中文采訪。他表示，最近，當局對自己父母的脅迫再次升級，威脅把他們投入監獄，還散播色情圖片詆毀他們 —— 針對異見人士的父母造黃謠，還真是第一次看到。

我感覺最悲哀的是，中國是我的母國，你看到這個政府竟墮落至此，用這么卑劣的手段對付一個普通人。但我也在想，他們如此規模針對我個人，顯而易見，這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力量。

調查文章將中國跨國鎮壓李老師的工具包分為：控制父母，護照難題，行政手段，長臂管控的警察，和威脅一個接一個等。

文章還詳盡介紹了中國警方持續前往李老師父母家中，脅迫他的父母，要他們向李老師施壓，逼迫他回國或是刪除賬號；威脅凍結他們的退休金，在他們的住所前安裝監控裝置；網絡上開盒他和他父母，包括個人照片、護照、以及住址等信息；針對李老師個人的死亡威脅、恐嚇監視；一夜間封鎖他所有在中國銀行賬號以及網上支付，以及在米蘭的華人某些商會、同鄉會中中國代理人對他的監控和騷擾。

今年二月，有上百位跟隨者通過私信告訴他，因為關注他的推特賬號被警察約談。李老師不得不對他的150萬粉絲發出了提醒和警告。

李老師對保護衛士表示，希望通過公開他的遭遇，民主政府能立即采取適當措施，減輕異見人士所感受到的壓力。在海外，中共依然要強迫他們生活在恐懼中，大家只能通過一致、協調和具體的行動來對抗。

新聞自由是我背后的力量

兩年前的白紙運動，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而對九零后的李老師來說，人生從此可謂天翻地覆 —— 從意大利一間藝術學院畢業的李老師原本希望成為一名畫家，可以回中國某個大學做美術教師的。

2022年11月底，他把自己的推特（現稱X）賬號變成了傳播來自中國民眾抗議長達兩年的動態清零、封鎖的信息總匯頻道，比如富士康工人抗議和烏魯木齊大火引發的抗議，許多無法在國內看到這類信息的人群轉而翻墻跟隨賬號，他的追隨者迅速達到了百萬。

一個月后，中國政府迫于民眾壓力，以及無法繼續承擔整個社會封鎖的代價等原因，突然放開。

媒體曾評價李老師，以一己之力，完勝各大媒體。

當時，他曾對加廣記者說，自己是被歷史選中的人，而他，決定接受這一命運。

兩年過去了，李老師依然在堅持發布中國想要封鎖的民間突發事件和信息，他的郵件和社交媒體DM每天都有大量的爆料視頻，他需要進行甄別，排除無數騷擾和釣魚信息。

這兩年來，真正支持我的力量其實就是捍衛新聞自由的力量。我覺得，讓所有向往自由的中國人，可以看到有個人在堅持這件事情，這對他們是一個鼓舞，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鼓舞。

他對自己和支持者這兩年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因為他們，許多發不出聲音的人，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公民意識在覺醒。

當然，他個人為此付出了常人難以承受的代價。

他表示，希望更多的人能和我一起捍衛新聞自由，尤其是一些在社交媒體上更具影響力也更專業的媒體人，能夠加入我們。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YouTube視頻：中國情況真的很糟糕嗎？你的父母被開盒你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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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抗跨國鎮壓？

私人信息被泄露事件之后，意大利媒體對李老師的報道引發了警方關注，他們希望向李老師了解情況。

李老師和他們交談之后感覺，當下，意大利或是加拿大這樣的民主國家，恰好沒有什么辦法能夠對抗跨國鎮壓。

比較遺憾的是，目前，民主國家不能真正做到幫助這些異議人士，因為民主國家有他們的法律和制度，需要有明確證據提供給法庭，而不是中國式行為模式。在意大利，我的遭遇也不是個例，但你知道，這需要好幾個部門聯合起來才能去做，可往往在民主國家，跨部門行動是很難的。

他解釋說，比如，像海外的同鄉會等中國代理人多是通過人際關系去維系和維持，他們和中國警方之間甚至沒有指令這樣的證據，加上他們溝通都是在微信和國內軟件的封閉環境中進行。這就是民主國家很難察覺識別，更難取證。

同時，民主國家對網絡管理的法律相應滯后，社交媒體可能淪為跨境鎮壓的工具，但社交媒體公司卻不需要對此承擔責任。

李老師舉例說，當全網開盒他的個人信息時，他感覺非常無能為力。而如果你向X投訴，十次二十次投訴可能只有一次被接受，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也很憤怒。

加拿大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 Canada)的發言人凱瑟琳梁（Catherine Leung）對加廣中文表示，全球的異議人士都感受到了中國的長臂跨國鎮壓。中國政府的目的是通過威脅手段令人們進行自我審查，不再發聲。同時，中國政府要重新確立自己的敘事。

她表示，我們之所以背井離鄉而選擇了這里，是選擇了自由，集會抗議的自由，言論媒體自由，宗教自由，我們是來免受政治迫害的 —— 不然可以呆在香港，經濟狀況可能比現在好很多，有我們熟悉的環境和親人。所以，你應該使用這些權力，每個人在加拿大擁有的權力。

再有，大家也意識到，應對跨國鎮壓非常困難，它突破了很多傳統的界限，需要政府有意愿去做這件事情。

我建議大家，當遇到跨國鎮壓，一定要向當地警方或情報機構報告，因為這些報告累積，會逐漸讓政府了解華裔僑民面對的是什么，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麥吉爾大學信息學教授本杰明.馮（Benjamin Fung）對加廣表示，在打擊跨國鎮壓過程中，應對虛假信息、網上騷擾非常重要，加上中文社交媒體相對封閉，對西方國家是個難題，或許目前美國應對TikTok的方式是個好的先例。

他還希望，法律需要明確社交媒體承擔的責任 —— 新冠疫情期間，社交媒體在打擊虛假信息上就做得很好，針對跨國鎮壓也可以借鑒當時的做法。

加拿大人權行動小組的律師泰克（Sarah Teich）對加廣中文談及極權政府在加拿大的跨國鎮壓時表示，他們給政府建議是，修訂相應法規，不僅是制定外國代理人注冊法案，還應該更新加拿大安全情報服務法、信息法、游說法、選舉法等，令其涵蓋到跨國鎮壓和外國影響力因素；需要加拿大政府各部門之間明確合作關系，比如就此培訓警方、以及校園安保機構，監測和追蹤跨國鎮壓；需要成立應對外國干擾專門委員會；需要為受到騷擾和威脅人士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幫助，設立跨國鎮壓受害者基金等等。

其他建議還包括，應該與國際上相同價值觀盟友合作，制定一項關于跨國鎮壓的具體條約，學習其他國家在應對外國干擾方面的經驗等。